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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非攻  

2011-11-21 18:18:33|  分类: 商学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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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学:与科学革命失之交臂

来源:网络

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其它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兼爱便必须非攻,非攻即反对攻战,即“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当然,非攻并不等于非战,而是反对侵略战争,很注重自卫战争。自卫是反侵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自卫就会等于不反侵略。兼爱是大到国家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小到人与人之间也要兼相爱交相利。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

墨学是战国时代诸子中的显学,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墨学的宏扬,使许多人加入墨学队伍,据《吕氏春秋·尊师篇》记载:“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另其《当染篇》也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墨家与儒家中分天下,成为较有实力的学术团体。

秦国成为战国后期墨学中心,是有深层次原因的。秦国厚朴、尚武的社会风俗是墨学勃兴的社会土壤。而墨学思想体系中尚同、尚贤、节用和非儒等思想也符合秦人重实利,重实惠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这成为墨学流行秦国的思想基础。另外 ,秦国屡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墨者擅长城防技术,他们的军事才能和牺牲精神自然会得到秦统治阶层的垂青。墨学的盛行,促进了秦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墨学深入渗透进秦文化的价值层次,给社会以新的整合,形成了新的社会风貌。秦昭王时,荀子游秦,“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14。秦国朴俭不华的民风,循上敬业的吏道,尚公杜私的士大夫情操,勤勉力政的行政作风,莫不是墨家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恰恰符合了“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15的初衷。秦国对墨家社会理想的践行,实际上是将其摆在了社会终极发展目标的位置,法家政策只是达到其目的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秦国也并非独重法家,墨学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墨学在战国后期尤其是在秦国的发展,对当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但墨学与其他诸子的独异之处在于墨学代表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它与底层社会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所以,在墨学发展过程中,作为学术思想体系的墨学虽只倡行一时,但墨学精神却长期潜行于社会底层,突出表现为墨侠运动的发展。这条线索不断若线,成为底层思想的主体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决定意义的潮流。

 

秦汉之际墨学传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起初试图实现秦文化与诸子百家学术文化的兼容,这是对吕不韦肇创《吕氏春秋》精神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博士制度的设立上,他们从各国被吸收来,承载着儒、阴阳、名等各家学术文化。以墨家地位,七十博士中当有墨家代表存位,只是文献不足征,难以明辩而已。这种尝试后来被“焚书”事件打断,秦始皇的文化专制主义使各家学术受到严重摧残。

战国以后,诸子百家各持一端、辩于天下的状况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已不能适应统一局面的新形势。为了发扬光大本学派的学术传统,各家不得不调整思维方式,自觉纳入学术合流的轨道。

儒墨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据《吕氏春秋·当染篇》载:“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证实了《汉书·艺文志》关于墨学“出于清庙(明堂)之守”的论述;而且《淮南子·主术训》中“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又为儒墨同源提供一证,更何况墨子也确曾“学儒者之教,受孔子之术”。在《墨子》书中,《修身》、《亲士》、《所染》三篇讲的都是儒家言论;同时,其书引述诗书语句甚多,“其三表之法,上本之古圣王,实与儒家之则古昔称先王相近”22。所以尽管战国以儒墨相非,但两学派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和基础,它们的相互接近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于是,汉初墨家许多思想和观念被儒家不留痕迹的吸收和容纳了。<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蒙文通先生指出:“凡儒家之平等思想,皆出于墨……儒家之义,莫重于明堂。班固言‘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清庙者即明堂也。知明堂之说,创于墨家而儒者因之。凡儒者言禅让,言议政,言选举学校,莫不归本于明堂,其为本墨家以为说,不可诬也。墨家非乐,而六艺佚《乐经》;墨以孝视天下,而儒者于汉独尊《孝经》,是皆秦汉之儒,取于墨家之迹,斯今文说者实兼墨家之义。”23这说明墨学试图通过儒学形式影响统治思想,但儒学于汉初并未受到统治阶层的青睐,因此儒墨互补的重要内容除“孝视天下”外,大都因不能符合现实政治需要而没有在政治中发挥实际作用24。汉初,言黄老之术的新道家思想是统治思想的主流。新道家是以道家的学术体系为主体架构,适应时代趋势与其他学派杂糅发展而创立,它“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各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25,吸取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思想精华,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新)道家对墨学的态度,“由批判儒墨变成了‘兼儒墨,合名法’”27。尚贤是墨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完全可以肯定,新道家“求贤”的精神,是承袭了墨学思想。

在汉初新的形势下,墨学也并非只与其他学派融合而没有独立发展。由于墨学的许多主张与秦国的文化价值观相契合,又与极端注重实利的秦国意识形态法家思想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它已经与法家一起同秦文化相粘接,融入秦朝的制度文化中。汉承秦制,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制度上,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汉文化承继了秦文化中的墨学传统。汉兴,“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义集论,著书数十篇”28,可见,民间墨学思想传承经秦火之后仍在继续。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认为“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29。司马谈的论说不是对先秦学术的总结,而是对秦汉之际发展的新思潮的评述。这也是墨学为汉初六大学术思想之一的明证。在秦文化专制下,具备诸子百家形式的墨家思想体系或许受到了冲击,然而,墨学体现着下层平民的思想实际,更多地带有民间文化的色彩,它的思想根源在底层社会,它的徒裔也多为平民。因此,既使墨学作为一种学术可以被打击,而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却不能被铲除。墨学归本于民间,它的发展更顺畅,墨家徒裔秉着墨学精神,高者“不爱其躯,以赴士之厄困”,下者则“为盗跖之居民间”30,身体力行,行侠仗义,对地区风俗造成了重大影响。墨家的思想观念、行为活动以至组织形态,长期左右着底层社会。秦汉之际的农民起义更能证明墨学是民间的支配力量。刘邦的生地沛,处于宋鲁齐楚文化的结合部,正是墨学思想的萌生地和东方之墨者的活动频繁区域,此地社会底层风俗必然受到墨学流风遗泽的影响。从墨学非儒的角度看,刘邦早期对儒者的非礼行为就不难理解。而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这与《吕氏春秋·去私篇》所载的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何其相似。如果考虑到沛军中的墨学思想氛围,也就易于看出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另外,陈涉倡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同样与墨子所讲“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31在思想特征上是相通的。而陈涉是楚人,南方之墨楚人居多,他起义的大泽乡又近于东方之墨者的中心宋,其墨学思想色彩不辩自明。不过,墨学流入民间,丧失了作为一派学说的思想体系形式,不免影响到墨学整体思想的发展。

综上所述,墨学在秦灭六国之后并未中绝,秦汉之际,它通过学术融合和独立发展两种途径进行思想传承,在汉初诸子复兴的背景下,墨学显示了蓬勃的生机,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带有百家形式的墨家学术才逐渐式微,而墨学精神的传承一直没有断绝。

 

余论 墨学传统与汉初社会

墨学余绪的流布,使汉初社会蒙上了一层墨学思想的色彩。它渗透到了上自制度文化下及底层社会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使汉初的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带有明显的墨学特征。

强调物质生产和劳动以及尚俭节用是墨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与汉初的社会政策是相一致的,汉初休养生息、鼓励生产的措施,是墨学在特定时代环境下的实践。司马谈总结汉初统治思想,认为墨学“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33,给墨学在汉初统治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客观评价,更明确地指明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崇尚俭朴的思想是源自墨学。这一点不容忽视。而墨学其他观念同样也可在汉初统治思想中找到痕迹。

“非攻”也是墨学的基本论题。但“攻”不是特指战争而言,它“包含的内容极广,凡是不合墨子所谓的义或利的任何行动,皆称之为‘攻’。因此,‘攻’中包括经济、政治、道德伦理等方面的事”34。这样看来,“非攻”就同于道家的“无为”,所以汉初墨学与新道家是有着非常的亲和力,道墨互补也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它们为汉初的学术自由、思想活跃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汉代尊贤的社会实际也难言不受墨学“尚贤”精神的薰陶。墨学植根于底层社会,墨侠是墨学在底层社会的承载者。墨家徒裔“摩顶放踵利天下”的情操和救危济困、轻命重气、勇于牺牲的品格,更易于在社会平民中激生膜拜和共鸣。在墨学精神的浸染下,汉初社会形成了尚武任侠、讲信重义和注重实干的社会风尚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为汉代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精神生活添加了健康的因子。正是如此,西汉才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构建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释:

《韩非子·显学》。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墨子弟子通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

《汉书·地理志》。

宋尹学派之师承,历来纷讼不已,梁任公力证其为墨家后学,今从梁说。见《饮冰室合集》第八册之《墨者及墨学后派》第76 页。其实,纵使宋尹不为墨家,但其言“见侮不辱,救人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及“人我之养毕足而已”,也是深受墨学影响。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册第481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侯外庐前揭书第483页。

《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

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见《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

《墨子·备梯》。

11 《史记·儒林列传》。

12 《墨子·耕柱》。

13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第48页,载《饮冰室合集》第八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 《荀子·强国》。

15 《淮南子·要略》。

16 章太炎:《秦献记》,载《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7 《汉书·惠帝纪》。

18 《汉书·艺文志》。

19 《汉书·刘歆传》。

20 《汉书·贾谊传》。

21 侯外庐前揭书第二册第59页。

22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12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23 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潮之发展》,参见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 班固《汉书·艺文志》评论墨家,“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而汉代也确奉行“孝治天下”的统治方针,二者之关联可见一斑。

25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26 《淮南子·要略》。

27 熊铁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兼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见《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第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8 《盐铁论·晁错篇》。

29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

30 《史记·游侠列传》。

31 《墨子·尚贤上》。

32 《汉书·景帝纪》。

33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

34 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第219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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